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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伯承长子回忆:父亲如何成为“独眼战神”

2015年11月20日 星期五 / Yi Zhaocun / 网海拾贝 /

012年06月04日08:43 来源:人民网-文史频道

一天,我爸爸在路上走,忽然听到一个老人吓唬正在哭的孩子说:“你再哭!‘刘瞎子’把你抓走!”那孩子一下就不哭了。我爸爸心里很不是滋味,“刘瞎子”的威名居然被用来作为恐吓孩子的工具!这件小事,让他很不安。我爸爸常说,他很不愿意陷入一些混乱的厮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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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太行:将校学堂是中华民国成立以后革命党人在川中办的第一所军校,所以很受关注。当时将校学堂的第一批学生共有400多人,我爸爸被分在第二大队的一排一班。这时,他已经换上了黄绿色竖领紧身的崭新军服,头发也理成了小平头,完全是一副英武、威严的军人模样了。
医生惊异地问道:“你怎么知道的?”他就说:“你每拉一刀,我就暗记一数。错不了,错不了。”

他总觉得自己就靠脑子,如果对脑子不好就绝对不干,所以他开刀不用麻药这一点,我相信。后来医生翘起大拇指说:“了不起,了不起,你才是真正的中国好汉,你真是军神,军神!”

记者:可是后来您父亲两只眼睛都失明了,具体的病因又是什么呢?

刘太行:说老实话,我父亲的眼睛瞎掉就是看书看多了。

大概1965年的时候,他到中苏边境视察,每天都看书,我和妈妈都劝他,他还是看,后来视力就突然下降。他还患有青光眼,但是东北的两个医生误诊,说是年纪大了视力应该下降。他青光眼发作的时候就吐,吐得特别厉害。后来回到北京,到了北京医院动手术,医生讲动手术非瞎不可。大概动完手术还稍微能看到一点,不到一年时间就完全看不见了,只剩下光感了,哪儿亮他知道,但是什么也看不见。从那以后眼睛就瞎了。

记者:对于一个军事家、指挥家来说,双目失明是非常残酷的。那时候您父亲已经73岁了,刘帅双目失明以后,精神状态怎么样?

刘太行:直到眼睛看不见了,他还经常跟我们说,将来打起仗来我可以当个参谋——为了这个还跟医生谈了很多次。我们觉得他已经70多岁快要80岁的人了,几乎是不可能的。但是他还跟医生讲,你把我眼睛治好给我放大镜,有放大镜再拿着地图我就可以给主席或者给总部当个参谋。

刘伯承的“敌进我进”

1937年9月6日,雨丝轻轻敲打着人们的脸颊,在陕西省三原县石桥镇,刘伯承师长站在检阅台上高声宣布:“今天是我们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宣告诞生的日子。”上万个声音随着一个声音宣誓:“不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,誓不回家!”气壮山河的声浪久久回荡在黄土高原的长空。

不久,刘伯承亲自率领一二九师指挥所和七六九团组成的先遣队,浩浩荡荡,东渡黄河,向晋东南抗日前线进发,开始了创建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新时期。

记者:1942年麦收季节,日军突然对太行山发动规模空前的五月“大扫荡”,在艰苦的转移突围中,八路军总部机关遭到重创,左权副总参谋长牺牲。6月上旬,日军又发起对太行山南部的重点攻势,矛头直指一二九师师部。但是经过四昼夜艰苦奋战,您父亲率领第一二九师却胜利突出日军合围。冈村宁茨说,此次“扫荡”唯有一个“刘伯承集团”没有受损,日后定当多加注意。

刘太行:当时对一二九师的突围他就有三个设想:一个上策,一个中策,一个下策。

作为他来讲,当然希望是上策。所谓“上策”,是指当日军围过来的时候,我们的主力兵团和机关一起,想方设法从敌人包围的缝隙中,尤其是从部队和部队结合的空地中穿出去,然后绕到日本鬼子后面打,这是上策。

中策就是在日本鬼子包围的过程中,没有找到空隙,但是自己要制造条件,插开空子,然后钻出去。典型的就是经常用小部队去袭击日本鬼子,抓住日本鬼子想消灭共产党的心情,日本鬼子一“围剿”,就出了空子,在这种情况下突围就是中策。

下策呢,就是死命抵抗,换句话说就是“敌进我退”,到最后没地方退了,周围就全都是敌人,这是下策。他在指挥整个反五月“大扫荡”的时候,这个起了很大的作用,一是准备得较早,在发现敌人进攻的时候就开始准备,等敌人到了的时候我们已经准备好了,很早就离开了原有的师部,日本鬼子还以为师部还在那儿呢,“围剿”当然扑了空。

日本鬼子对一二九师真正的“扫荡”是从6月9号开始的,但是他从5月21号、22号就开始行动。这是第一个特点。第二个特点是对将来被“围剿”所遇到的结果进行了预计,实际上讲了三个结果,但是仍然要向着第一个结果努力。当时日本鬼子有一万五,但是爸爸只有两千来人,其中还有七百多参谋人员。他自己带了一个小部队在前面探路侦查,比较大的部队留在后头。但是拉的距离稍微大了一点,再加上当时指挥大概也不太灵便,结果本来应该按时走的梯队晚了20分钟。晚了20分钟就走丢了。

我父亲比较喜欢读古今中外的军事书籍,诸如孙子、吴起、刘伯温等人的兵法,后来听他说当时他能出口成章。

毕业以后,他被分配到熊克武的部队当见习生,当时熊克武为蜀军第一师师长。很快他就作为排长参加了讨袁战争。有一仗打得很残酷,整个阵地弹片横飞,硝烟弥漫,几次进攻都没有奏效。最后我爸爸挥着一把大刀,高声喊杀,再次发起冲锋。士兵们勇气大增,蜂拥而上,终于夺下了敌方的阵地,因此他被火线升为连长。

后来我爸爸又参加了护国、护法和讨袁战争,他转战巴山蜀水之间,打了不少胜仗,立下屡屡战功,他的军事才华和无畏的气概不断地显示出来,为此他也付出了代价,好几次险些丧命,一只眼睛也打瞎了,所以在四川军界,就有了“刘瞎子”“独眼龙将军”的称号。

记者: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在《伟大的道路》一书中,有一段关于朱德回顾自己和您父亲参加革命的话,说:“人们走着不同的道路。有的人做了军阀而不思悔改;有的人随军阀入泥潭,但最终找到了新的革命道路;也有人看到了新的道路,却因为过去中毒太深而不能自拔。许多国民党军人变成了新军阀。而刘伯承和我则找到并走上了新的革命道路。”到最后参加共产党以前,在川军中,刘帅历任团长、前敌指挥官,是颇负盛名的川中名将。在国民革命军中,他官至暂编十五军军长,在旧军队是有权有利有名的高级军官,那为什么1926年又加入了共产党呢?

刘太行:有一天,我爸爸在路上走,忽然听到一个老人吓唬正在哭的孩子说:“你再哭!‘刘瞎子’把你抓走!”那孩子一下就不哭了。我爸爸心里很不是滋味,“刘瞎子”的威名居然被用来作为恐吓孩子的工具!这件小事,让他很不安。我爸爸常说,他很不愿意陷入一些混乱的厮杀。他常常叹息,双方交兵毕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特别是当他回忆起那些被双方践踏的庄稼、受伤的老百姓心里就更难受。

1923年,我爸爸率部与北洋军阀队伍激战。正当他迫近敌阵察看地形的时候,敌人的一颗子弹打中了右腿的动脉大血管,腿肿得老粗,失血过多,后来昏迷不醒,于是就被送到成都就医,然后休养一段。这时候他认识了吴玉章。吴玉章又介绍他认识了杨闇公。他们几乎每天都要见面,评论当前的时局,议论中国的前途,探讨救国的方略。从政治到经济,从社会到人生,从外交到军事,一直到社会主义。我爸爸的思想发生根本变化,开始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。

当然在政治方向的选择上,我爸爸是非常谨慎认真的,他陆续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籍,仔细进行研究,深入思索中国革命和今后自己所要走的道路。他说:“如果一见旗帜就拜倒,我觉得太不对了。因为我对于各派都没有十分的把握,正极力深研,将来始能定其方道。”在经过二三年时间的学习、考察和深入思索之后,1926年5月,经杨闇公、吴玉章的介绍,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揣着银圆上“梁山”

“爸爸参加共产党的时候,家庭状况就已经很不错了,但是当时他把这些家产全部甩掉了……何长工在谈起我爸爸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时,曾经很风趣地说:‘刘帅参加共产党是不容易的呀,他是口袋里揣着银圆上山的。’”

他大吃一惊,跟我爸爸说,我没有亏待你,把你埋在山上了啊。爸爸就跟他说,哪里的事,我根本没有死。

记者:据说后来给您父亲治疗眼伤的是一位德国的医生,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动了手术,这位医生感动得不得了,称您的父亲为军神?

刘太行:当时我父亲的眼睛打瞎了,袁世凯的政府还到处抓他,所以他就到处逃跑。因为伤口的肉开始腐烂,眼看就没办法了。他的一个副官找了一个箩筐,把他从涪陵抬到了重庆。后来就找了“宽仁医院”(现重庆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),这个医院是德国人开办的,请了一个比较好的医生——一个德国医生给他治眼睛。

动手术时他就问医生:“打麻药对我的脑子有没有影响?”

医生说:“当然有影响的。”

他就说:“那我动手术不用打麻药了。”

当时,小医院的设备比较简陋。为了保护脑子,刘伯承拒绝使用麻醉药。当时,医生一刀一刀修割新长出的腐肉,每割一刀都疼痛钻心,令人难以忍受。但我爸爸一直坐在那儿,一动不动,手术前后做了三个多小时,他面不改色。等包扎完毕,医生见他扶着的椅柄上浸满了汗水,就问他很疼吧?我爸爸说:“这算不了什么,才割了74刀嘛,小意思!”
当时我爸爸他们的部队马上就可以出去了,但是他就是不走,人家劝了他三四个钟头,他还是不走。他说这么多人,都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,把他们丢了,我怎么向党交代啊!后来找到了后面的部队,才都冲出了口子。

记者:在反“扫荡”过程中,刘帅提出了“利害变换线”的理论,可以说是抗日战争中非常重要的精华理论,就是对于交战双方利害两种对立因素互相转换的分析,您能说说当时是怎么提出这个理论的吗?

刘太行:爸爸讲了一个 “利害变换线”。敌人将要围你的时候,就有这样一条线。因为敌人的“围剿”不是围得很死,它总是各个部队向中心围集。“围剿”,一开始是很疏散的,而包围圈越来越小也就变得越来越密集了。但是再密集也总是有缝隙的。如果你侦查工作做得好,行动迅速,你完全可以找到这个缝隙钻出去。因为战争的情况千变万化,总是有各种情况在变化,跟不上变化就会上当,所以就得应变。这些理论都是爸爸亲自考察实践作出的判断。

我记得当时有个上将,叫李聚奎,他讲有一次在前线,他们离日本鬼子很近,都看见日本鬼子的胡子碴了,我爸爸还在那儿看。当时李聚奎是个副旅长,就从山上把他拉下来,我爸爸还讲,把我拉得摔倒了。他很勇于实践,经常到第一线去,所以才能掌握这么多的敌情。

记者:您父亲是众所周知的常胜将军,在一般人眼中,大家都认为他是军事天才,关于他的制胜谋略、克敌妙法,我觉得与他对战争理论的研究和博览群书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。抗战时期,您父亲提出了一系列战争理论,有效地打击了敌人。据说他曾在那一阶段翻译过军事专著,还阅读了大量军事理论书籍。

刘太行:其实我爸爸早在抗日出征前夕,就在自己的日记中记述道:“我想看的书:《国际七次大会报告及决议》《社会科学》《辩证法》《经济学大纲》等。”父亲一向主张打仗要用脑子,他说:敌我斗争,不仅是军事力量的比赛,而且是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全部力量的决斗。不仅斗力,更主要的是斗智。

他注重对部队进行军事理论的培养。在辽县时,在一间半窑洞式的房子里,我爸爸经常在昏暗的煤油灯下,聚精会神地伏案疾书,常常是通宵达旦,彻夜不眠。在短短的10个月当中,他撰写和翻译出一系列关于游击战的最新论著和译作,大概有近10本。

记者:在抗日战争初期,您父亲有关“敌进我进”的理论就是这时候提出来的吧?

刘太行:爸爸是非常勤奋的人。在战争中那么忙碌的情况下,除了每天打仗转移,他从来不忘学习,不忘研究日本帝国主义打仗的形势、地形和气候,在这方面他是下了很大工夫的。实际上,在抗日战争期间,他写了大量这方面的文章。正因为他对日本帝国主义,对当时的敌情、气候和各种情况研究得比较透彻,所以在1940年的七八月份,在黎城召开的高干会议上,提出了“敌进我进”的问题。在当时,这种提法与井冈山毛主席提出的“敌进我退”是相反的,但是父亲经过论证认为有道理。因为日本人打仗和国民党完全不一样,国民党打红军,红军当然要跑,日本鬼子战术完全变了,他们围,把八路军包围起来步步紧逼,像用梳子篦,在这种情况下再讲敌进我退,根本就无法生存。

后来到延安去了,见到毛主席,毛主席跟他说,你这个“敌进我进”提得好!

痛失爱女——至今未解的谜

刘伯承元帅和夫人汪荣华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,他曾经是7个孩子的父亲,鲜为人知的是,他的大女儿刘华北在延安保育院时被敌人暗杀……

晚年,刘伯承面对曾经陪伴自己度过大半生风风雨雨的妻子,内疚地说:“我对不起我的大女儿啊,我没能把她养大。”旁边的人不禁潸然泪下。

记者:您的名字很有特点,一定跟您父亲在太行山的战斗经历有关吧?据我们了解,许多将帅家的孩子的名字都能多多少少反映父亲的战斗经历,你们家兄妹6个的名字是不是都有这个特点?能跟我们说说您的弟弟妹妹吗?

刘太行:我现在兄妹6个,我是老大,父亲给我起名叫太行,现在看来,人家说名字起得很高明就是在这个地方。第一是在家谱里面,我这辈是太字辈,另外我爸爸一生当中,抗日战争就是在太行山打的,所以凑在一起就成“太行”了。

我弟弟以前叫刘太阳,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时候人家说毛主席是太阳,你当什么太阳啊,所以就改了个刘向阳,再后来又改成刘蒙,还有个弟弟叫太迟。妹妹有三个,大妹妹叫密群,就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意思,还有雁翎,最小的就是解先,就是解放先遣队的意思。

记者:听说小平同志给儿子起名时,也想叫“邓太行”,但是因为和您重名,所以就让您父亲给他的儿子起名字,这个孩子就叫邓朴方了,是吗?

刘太行:那是1945年平汉战役前夕,当时我爸爸和邓小平住在涉县赤岸村。那时我已经7岁了,叫刘太行。邓小平的儿子才两岁,还没取名,因为他长得很胖,大家都叫他“胖胖”。
有一天,他们两人都在院里休息聊天。

邓夫人卓琳说:“咱们孩子都两岁了,总叫胖胖不行呀!要是长得瘦,就总叫瘦瘦?该取个名了!”

邓小平想了一下说:“我们也给他取个‘太行’吧,叫‘邓太行’。”又一想说:“不行!不能都叫‘太行’呀!伯承同志,你的儿子占了我们的名字,你得给咱胖胖起个名!”

我爸爸就说:“这是政委的事情,与司令员没关系。”

邓政委说:“谁都知道刘邓不分嘛!你就给起个吧!”

我爸爸就把胖胖叫到跟前,让我妈妈把桌子上写的几个字拿出来,说:“我刚才写了‘朴实方正’四个字,这孩子生得正是朴实方正,叫‘朴方’好不好?”

大家听后都异口同声地说:“好!很好!就叫朴方吧。”那邓朴方的名字就叫开了。

记者:我们知道您还有个大妹妹,在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,据说是在延安保育院被人杀害了。如果可以的话,我们想了解您的大妹妹究竟是怎么遇害的。

刘太行:华北比我小一岁,1942年到的延安幼儿园。那时候条件比较差,我记得冬天烧炭盆烤火,华北和邓琳(邓小平的女儿)被烧伤了。邓琳把胳膊烧了,华北烧了腿。说起来女孩子很惨哪,才三四岁就烧成那样子。我记得妹妹胖乎乎的,个子不高,留个短发,或者是剃个光头,那个时候我们学校男孩女孩都剃光头。我妹妹也不爱说话,整天跟在我后面太行哥哥、太行哥哥地叫,我记得很清楚,我们那时在一个保育院。到1945年的时候,我6岁了,该上小学了,才从保育院出来。后来我妈妈说幸亏我迁出来上小学了,要不也冲着我来了。

记者:那华北当时遇害的情况您知道吗?

刘太行:一天晚上,突然有个人说要看我妹妹,说是我爸爸的警卫员。第二天早晨就发现妹妹叫不起床来,最后才发现我的妹妹已经被勒死了。后来还在墙上发现了爬墙头的手印。发现了以后就赶快通知我的爸爸妈妈。那天晚上他们给我爸爸妈妈打了个电话,我爸爸妈妈去了,可人都已经死了。我妈妈站在那儿就哭了,我爸爸在那里浑身冒汗。我爸爸轻易不掉泪的,我从没见过他掉泪,他就浑身冒汗。当时正好是抗战,妹妹死了没多久,爸爸就接到任务去前线了。但是这个案子一直也没破,到最后也不知道妹妹是被谁杀死的。

后来爸爸患重病躺在床上,精神也已经非常不好,他对我妈妈说:“荣华啊,我对不起我大女儿啊,我没把她养大啊。”听了他说的话,我的眼泪都掉下来了。我爸爸自己都到那个时候了,病得快不行了,还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女儿。

他就是那样一个负责任的人。所以我想,我爸爸是一个负责任的人,他不仅对党的事业负责任,对下属负责任,对上司负责任,对家庭、孩子也是负责任的。

记者:那您父亲在子女面前一定是个慈祥和蔼的爸爸,平时对你们都是什么态度?

刘太行:我出生的时候父亲不在身边,而是在前线打仗。我还记得妹妹华北生下来以后就被送到延安去了,送到延安以后就一直见不到她。后来打仗的时候也不能一天一见,我的妈妈带着她,爸爸打仗也顾不上,只能是妈妈管她。1943年到了延安,也就是待在幼儿园,到1945年最多只有两年的时间和父母在一起。也不能天天在一起,在幼儿园只能礼拜六接回来。但是不管怎么讲,他作为一个父亲,对自己的儿女是很负责任的,这一点是肯定的。

爸爸对孩子们非常关爱。他住院时,礼拜天我们去看他,他先摸一摸孩子屁股,看长得怎么样,胖不胖,瘦不瘦,他都要说两句话。我去了以后,他首先说把太行的孩子抱过来我摸摸。但是后来他发现自己的手不受控制了,就跟我们讲现在我不摸了,因为我的手受不了控制,捏重了怕把孩子捏坏了,从那以后就不捏了。

记者:他那么疼爱孩子,有没有打过你们?您父亲学问的功底很深,对你们的教导一定也很严格吧?

刘太行:爸爸打我最多。我小时候脾气拗,他越说不行我就越是说行。我七八岁的时候,你说是红的我偏说是黑的,就老是把我爸爸惹得生气,他讲话我不听,他就动手打。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1949年,我们在无锡,去的那天有个小伙子在太湖淹死了。爸爸就告诉我们没有大人带着不许到太湖去,太危险。但是吃完午饭,我就带着两个妹妹去太湖玩,回来倒是没出事。结果妹妹告状了,爸爸怎么能不打我,这是最后一次挨打,那年我10岁。

我很喜欢找他讲故事,他的口才非常好。我们请教他问题他都非常认真,很耐心,也从来不发脾气。但是你不学,就不行了。比方说他让你学这本书,就先要把书背下来。我爸爸这人很认真的,到时候就得背。但是让你背你背不出来,他就会发脾气,发脾气就要打人。

很小的时候,他就让我们背书。背过《史记》的《鸿门宴》《刘邦本纪》《项羽本纪》,鲁迅的《社戏》《故乡》,还有《古文观止》里面很多东西。他自己也很能背,他背得比我背得好,我不用功。比如说《史记》里面的故事,《史记》里面是文言文,他用白话文讲出来,基本上不差。你让他背古文他也能给你背下来,他就是这么一个人。所以他的古文功底是很深的。

记者:小平同志在一篇文章里面写道:“刘伯承的缺点只有一个,就是除了工作之外没有一点娱乐,对于时间太‘势利’了。”那您的记忆里父亲的娱乐真的很少吗?
刘太行:他的娱乐最多的是散步、爬山、到庙里看古迹,然后就是锻炼身体。其他的也没什么,他也不看电影,不会跳舞,也不唱歌——有时候听点音乐,《二泉映月》《春江花月夜》什么的。

我爸爸从来不让做寿,因为什么?毛主席带头不过生日,你过什么生日啊?上边要给他过生日,他不同意,问他生日他也不说。后来他躺在床上不能动了,我们给他过生日都不给他讲。爸爸生日时,我们就到外边做点面条,放点牛肉,吃个牛肉面就是给爸爸过生日。我们就是在他病了以后才给他过生日的,以前从来没有给他过过生日。

记者:那后来您父亲住院以后,病情怎样?刘帅曾经表示——我死后,只要能在墓碑上刻上“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”几个字就心满意足了,他对生死的看法是怎样的?

刘太行:他有个口头禅,路死路埋,沟死沟埋。就是说在路上死了,你就在路上把我埋掉,死在沟里就在沟里把我埋掉。这说明他在参加部队的时候就是这么想,对死就是这么个观点。

后来我妈妈给党中央写了封信,说:“根据伯承同志一贯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对我们的教导,为人民的事业要敢于斗争,勇于牺牲。永远同战士们和劳动人民站在一起。因此我要求把伯承同志的骨灰撒在祖国大地,撒在淮海、南京、大别山区、太行山区、大西南及故乡,撒在养育他的山河大地上,撒在他曾经与战士们的血和汗流在一起的地方,让他安息在与他血肉相连的人民群众之中。”

记者:那么刘帅对自己这一生有过什么评价吗?

刘太行:我爸爸从来不谈自己的历史,要讲也只是只言片语。比如我们小时候不好好读书,他就把自己的故事讲给我们听。再比如说淮海战役对他来讲应该是很光辉的事,我就去问他。结果呢,他根本不回答这个问题,他说:“打起仗来,我所想到的是多少白发苍苍的母亲找我要儿子,多少年轻的寡妇找我要丈夫,我心里很不安哪!我今天能够当元帅,有多少人在底下呀!”

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得意洋洋地讲这个仗打得多么漂亮,那个仗打得怎样,我没见过。

我爸爸很反对我们学军事,他不让我们学军事,这大概是职业上的问题。我们家全是学技术的,我学的是导弹,我一个妹妹学发动机,两个妹妹是医生,小弟弟是学飞机的,还有一个弟弟是学制造电子器件的,没有一个学军事的。

爸爸的历史他自己也从来不跟我们讲,真的。除了他的只言片语,我就是听跟他一起工作的叔叔阿姨讲的,还有就是到当年的战场去看看,就是这么知道他的历史的。

他这一生匆匆走了90多年,从事业来讲我觉得算是比较辉煌。因为他本身是个农家子弟,通过奋斗从国民党,到共产党,一直到最后这个新时代。但是他自己绝对有自己的认识,他说——我这种辉煌不是我个人的事,是整个社会的事。离开党,像我们这些人,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。

我爸爸今年诞辰100周年,我跟妈妈讲,这次到太行山去,就是为了纪念爸爸诞辰100周年。我要把这段路走一下,回来我准备把这段历史写下来。

刘伯承元帅是用兵如神的一代儒帅,他的一生兵戎倥偬,经历沙场无数,却对战争有着沉重的认识。他渴望和平,所以反对儿女学习军事;他痛恨杀戮,所以对曾经的胜利和辉煌绝口不提……

晚年的刘伯承双目失明,只能在黑暗中感受生命的无限高远。

1986年深秋,一架空军专机穿过飘浮的云雾,向祖国的西南飞行。飞机上坐着三位空军军官——他们是刘伯承元帅的儿子刘太行、刘太迟和女儿刘雁翎。

元帅在1986年10月7日离开人世,走完他94年的艰难历程,儿女们护送着父亲的骨灰盒,返回故里。在这段日子里,刘伯承元帅的儿女们从老辈的口中知道了家乡的习俗,知道了父亲的身世,知道了这片褐色土地的遗传密码。

对儿女们来说,父亲是一本永远也读不完的书……

原文来源:http://history.people.com.cn/GB/205396/18062007.html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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